2009年6月18日，在德国首都柏林的犹太博物馆，德国和以色列官员齐聚一堂，为一位受人尊敬的德军上尉举行了一个仪式，将他的名字正式载入了二战中救人于水火的“和平义士”名册，他就是维尔姆霍森菲尔德。
“我感到羞耻”
也许你看过波兰斯基的电影《钢琴家》，2002年该片曾荣获奥斯卡奖。故事讲的是二战期间波兰犹太钢琴家弗拉季斯拉夫施皮尔曼从特雷布林卡集中营奇迹逃生，为避免重新落入纳粹魔爪而东躲西藏，隐身于华沙城的重重废墟中。
值得庆幸的是，他的音乐才华感动了一名德国军官维尔姆霍森菲尔德，在其冒死相助下，钢琴家终于捱到了战争结束，迎来了自由的曙光。
维尔姆霍森菲尔德上尉偶然发现了施皮尔曼的藏身之地，但他不仅没有出卖施皮尔曼，而且还带来了食物，并把他隐藏在阁楼上，而这里可是戒备森严的纳粹华沙城防司令部。
在影片《钢琴家》中，镜头曾久久定格于上尉办公桌上的一张照片，那是他的儿子德特勒夫霍森菲尔德的真实照片。
德特勒夫回忆说：“我们一家原来生活在福尔达附近的一个小村庄。1927年，当我出生的时候，父亲当上了小学校长。他教过我两年，他小学的课程什么都教，有历史、宗教、自然、德语和国家社会主义。”
维尔姆霍森菲尔德出生于1895年。当他上大学时，他选定了教师为未来的职业。1911年，他加入了“旅行鸟”青年组织，亲身感悟到了大自然的美妙，并与同伴们一道收集民间文化艺术，推动民族传统的回归。
1933年希特勒上台，时任村小学校长霍森菲尔德欣喜若狂，当年便加入了纳粹党和冲锋队，并成为了其中的活跃分子。
到了1938年5月，据霍森菲尔德的日记显示，他的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开始怀疑先前无条件接受的东西：“傍晚，冲锋队几名负责人开了会。如果再这样下去，我就没法子好好干了。我看不到任何可以吸引我的目标，现在，我在他们中间常常感到孤独和厌恶。”
在排挤犹太人的“水晶之夜”事件发生后，霍森菲尔德在1938年11月12号写道：“在全德国对犹太人进行大屠杀，帝国的形势实在可怕，已不再有法律和秩序，只有欲盖弥彰的虚伪与谎言。”
霍森菲尔德的觉醒
1939年8月，预备役军人霍森菲尔德被正式征召入伍。9月初，他来到了波兰，第一次目睹了当地人民流离失所、受尽屈辱的惨状，发现了现实与雷鸣山响的宣传那么格格不入，清楚了所谓“国家社会主义”的实质。
1939年9-10月，他被调到“弗兰肯”营，负责看管关押着的1.5万波兰战俘的集中营。
1943年，德特勒夫17岁了，据他回忆，因对所发生的一切无能为力，父亲的内心深受折磨。
霍森菲尔德开始写日记，并把他那个袖珍笔记本随时带在身上。1944年，他把日记本通过野战军邮寄回了家，希望通过这种办法躲过检查。
德特勒夫说：“也许，父亲很想让我们知道，这些年来他在想什么，他的真实感受是什么样。他明白，我们也许不会再见面了。”
这些匆忙写下的语句，是一个德国人发自内心的告白和意识的觉醒。他认识到自己的轻信与盲从，认识到自己投身的事业原来是在犯罪。
霍森菲尔德并没有宽恕自己，他在1943年8月写下：“在那些事情面前，我们都保持沉默，我们是何等的怯懦。惩罚将落到我们和我们无辜的孩子身上，因为我们在纵容那种犯罪，我们成了他们的同谋。”
1944年8月23日，正值华沙起义，他对妻子写道：“我每天都在审讯。我不是那种人，进行这种残忍的拷问我干不了。但我仍高兴能干这个，因为我起码可以为什么人做点好事。今天又来了一个积极分子，她是一名16岁的女孩。昨天，被带来的有一个女大学生，然后还有一位56岁的波兰警察总长。对这些怀有一片赤诚爱国之心的人，我们却没有能力拯救。但我想尽我的所能，去救每一个人。”
在霍森菲尔德上尉救出的人中，有一位是华沙天主教司铎安东尼齐采拉。霍森菲尔德知道，盖世太保曾四处通缉这位神父，但也知道如果隐瞒真相，他们俩将来都难免一死，但他还是豁出性命救了神父。在一个霍森菲尔德偶然认识的人的掩护下，神父偷偷爬出了开赴刑场的汽车，得以死里逃生。
在他的掩护下，德国共产党人卡尔赫利也劫后余生。
战争的灾难使霍森菲尔德猛醒了，使他成为了一名反法西斯斗士，尽管他本人未必会这样认为。他成了同伴中的异类，那些先前的志同道合者变得越来越陌生：“对于所有的邪恶，所有的杀戮，所有的苦难，我们现在将全民受过并偿还。我们已让自己蒙上了无法抹去的耻辱，我们只有永远忏悔。我们不会得到宽恕，我们咎由自取。”
徒劳的营救
1945年1月16日，在华沙城熊熊大火的映照下，霍森菲尔德写下了最后一封信。一天之后，他成了苏军的俘虏。
1946年的圣诞节前，霍森菲尔德的妻子和孩子们头一次收到了苏联战俘营传来的音信，那是一张盖着国际红十字会大印的明信片，他在上面写道：“我现在有了一个好工作，负责分拣邮件。”
大约在同一时期，与霍森菲尔德同营关押的一名德军士兵获释，为霍森菲尔德家人带回了一张他救过的人的名单。
钢琴家不是唯一一个被上尉救出的人，在他的救助下幸免遇难的人超过15个。在这份“霍森菲尔德名单”上，名列第九的就是弗拉季斯拉夫施皮尔曼。
钢琴家施皮尔曼与霍森菲尔德上尉所见的最后一面，是在1944年12月12日。上尉临分手时知道了被救助者的名字，但一直到1950年，施皮尔曼才知道救命恩人的名字和下落。
施皮尔曼为了救出恩人，便去求波兰部长会议副主席雅各布贝尔曼，他掌管着波兰安全机构。但贝尔曼委婉地拒绝了，说他从未想过要帮助纳粹分子。四处碰壁之后，施皮尔曼的救助努力化为了泡影。
1957年，施皮尔曼到联邦德国巡回演出，终于见到了霍森菲尔德的妻子。他也见到了那份被救者名单，从此一直与恩人和其他获救者的家人保持着联系。
鉴于霍森菲尔德为德国法西斯效过力，并助长了对苏联的敌对活动，苏联军事法庭对其宣判如下：“剥夺自由，在监关押25年。”
但他的刑期不是从被俘时算起，而是从1949年12月21日开始，前5年的牢算是白坐了。面对这样的结局，霍森菲尔德试图上诉，但毫无结果。1952年8月13日，霍森菲尔德死在了苏联集中营。
事实上，在饱尝纳粹蹂躏之苦的苏联，要他们对认定的纳粹战犯法外开恩实在太难。在苏联解体后的白俄罗斯，这起案子也没有得到重审。
在以色列耶路撒冷的大屠杀纪念馆，题写着一句古老的箴言：“凡救人一命，就是拯救整个世界。”
自1953年纪念馆落成伊始，纪念馆就开始搜寻好心的犹太人救助者，总共查明了全世界33个国家的22216人，其中既有奥斯卡辛德勒和罗尔瓦伦堡那样的名人，也有大量默默无闻的无名英雄。
（作者：彭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