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州 , 万里扬帆海上舟

潮州,万里扬帆海上舟

在岭南文化的版图上,粤东的潮州地位十分重要。大名鼎鼎的粤菜就由广州菜、潮州菜和东江菜共同组成。《读史方舆纪要》也说:“隋废郡,改置潮州。府介闽粤之间,为门户之地,负山带海,川原饶沃,亦东南之雄郡也。往者,倭寇阑入则警戒东南,奸宄伏藏则张皇西北。郡盖非闲暇之地矣。”自汉代起,潮州就是中原、浙闽等地移民进入岭南的第一站,今天潮州话多有闽南语的音调和中原古音余韵即是明证;至唐初,潮州成为国家对外通商的口岸之一,以潮州为起点的海上贸易得以蓬勃发展,清乾隆《潮州府志》就有“国家承平久,山与海殖百货滋丰,五方商旅莫不辐辏于潮”的记录。

历史上,潮州曾辖今潮州、揭阳和汕头等地,行政区域较今天宽广。潮州瓷器和中国海外贸易的研究大家、当代著名潮州籍学者饶宗颐先生曾自豪地指出,古潮州正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门户。《广东旧通志》也说:“潮民力耕多为上农夫,余逐海洋之利,往来乍浦、苏松,如履平地……其舶艚船则远达各省,虽盗贼风波不惧也。”仅有清一代,下南洋的潮州人就多达百万,他们中的不少优秀代表已成为当今东南亚各国首屈一指的富商大贾。这座因“潮水往复”之意而得名的岭南古城,借助背靠大陆腹地、面朝南海的地理环境,培养出了名扬世界的“潮商”,成为海上丝路的关键节点。

韩愈公祠

无论何时,只要走进潮州,人们总能深切感受到这座南国古城浓浓的“韩”意:韩江、韩山、韩木、韩山师范学院……无论是穿越城区的河流、巍峨高耸的绿山,还是枝叶茂密的树木,甚至是高等学府,人们都对它们冠以“韩”的名字,以此来纪念唐代大文豪韩愈。在潮州,当人们提及韩愈时,都从不直呼其名,而尊称其为“韩文公”。正如杨万里的《韩山》诗所云:“笑为先生一问天,身前身后两般看。亭前树子关何事,亦得天公赐姓韩。”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1000多年前,时任大唐帝国刑部侍郎的韩愈因为反对唐宪宗崇佛而遭到贬谪。在那个皇命如天的年代里,已经52岁的韩愈也只能离开繁华的长安,来到了遥远的潮州。他于“元和十四年(819)三月二十五日抵潮州……是年十二月去潮”。尽管在潮州仅8个月,但韩愈却一改潮州蒙昧落后的风貌,让潮州成为文风鼎盛的南海名城。清乾隆《潮州府志》称赞说:“自昌黎兴教以来,岭东山川久已爛然有光气。士习民风骎骎日上,无愧海滨邹鲁矣。”现今潮州的报刊也以“韩愈之不幸潮州之大幸”为题,怀念韩愈对潮州的贡献。人们都说,因为韩愈的到来,潮州有了“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的耕读风俗。

那么,那短短8个月的时间里,韩愈究竟在潮州做了什么,让潮州人既能为他“江山改名”,又能给他“建庙筑祠”呢?史载,他在潮州做了四件大事,即杀鳄鱼、兴水利、赎奴婢和办教育。我们知道,韩愈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他斗骈文,提倡古文风;斗藩镇,维护中央集权;斗佛法,尊崇儒家思想。然而对潮州百姓而言,韩愈最伟大的功绩在于斗鱼。《旧唐书·韩愈传》记载说,潮州的恶溪(后改名韩江)里鳄鱼众多,不时袭扰两岸百姓,人们对此束手无策,并因鳄鱼出没而生计维艰。

韩愈来到潮州后,多次到河边勘察,他先礼后兵,先在河中投放一猪一羊祭祀鳄鱼,然后写下祝词劝鳄鱼离开:“鳄鱼有知,其听刺史言。潮之州,大海在其南。今与鳄鱼约:尽三日,其率丑类南徙于海,以避天子命使。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终不肯徙也。刺史则选材技吏民,操强弓毒矢,以与鳄鱼从事,必尽乃止。其无悔。”听韩愈口吻,似乎是与鳄鱼商议,其实是以天子之命、中央之威下逐客令。斗鱼的结果自然大快人心:“是夕,暴风震电起溪中,数日水尽涸,从六十里,自是潮无鳄鱼之患。”事实上,仅凭一猪一羊一篇祭文就能解决长期存在的鳄鱼之患是不可能的。但人们却情愿相信,韩愈个人的巨大影响力和他所带来的中央政权的威慑力,能扫除长久盘踞在潮州上空的落后与蒙昧之风。

由潮州市中心过韩江向东,一座占地颇为辽阔的山体兀然而立。山顶有三峰,远望犹如笔架,韩愈在潮州期间不时登临,后来当地老百姓将这笔架山改称为韩山。宋咸平二年(999),潮州通判陈尧佐率先在此建韩愈祠;随后大文豪苏东坡也前来为韩愈“打卡”,写下了著名的《潮州韩文公庙碑》。碑文中写道:“潮人之事公也,饮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祷焉。”

随着庙宇祭祀的延续,韩愈作为神灵的地位日益巩固,除了祈雨抗旱护佑生灵,韩文公庙还衍生出祈求生子的功能。清代前期檀萃在《楚庭稗珠录》记述说:“潮妇求子必于文公庙,庙祀处处有之,有求无不应者……直视公为多子母矣!”从唐代的斗鱼“猛士”,到宋代的“雨神”,再到清代有求必应的“送子观音”,韩愈在潮州人心中早已由人到神,早已化作呵护潮州的精神力量,也难怪这南国古城“韩”意浓。

除了浓浓的“韩”意,潮州街头最容易看到的就是陶瓷元素了。在潮州,栉次鳞比的陶瓷品商店,大大小小的陶瓷公司和工厂,各种类型的陶瓷学校、陶瓷研究机构等都为这座粤东古城增加了独特的城市韵味。

在这里,专业的民间大型陶瓷博物馆就有3处:颐陶轩潮州窑博物馆侧重潮州外销瓷的历史,学术气息浓厚;潮安嵌瓷博物馆关注“屋顶上的艺术”,以展示宗祠、庙堂、亭台、楼阁和屋檐照壁之上的嵌瓷为主;枫溪区的中国瓷都陈列馆则收藏古代潮州瓷的精品,更着重再现当代潮州瓷的艺术水准。

中国是陶瓷的故乡,长期以来形成了许多著名的瓷都。但当汝窑、定窑、上林窑已成为历史名词的时候,当陶瓷早已不是景德镇、龙泉等地支柱产业的时候,潮州却依然继续着陶瓷的大规模生产和经营。2015年的统计数据显示,陶瓷业仍是潮州的第一支柱产业,潮州更是目前全国规模最大的陶瓷产区,陶瓷业务年收入超亿元的企业就有150多家。

潮州成为瓷都绝非偶然。首先,潮州烧制青白瓷的陶土资源非常丰富,在市区的笔架山、湘桥和枫溪地区都有广泛分布。其次,潮州陶瓷烧制的历史悠久,唐代时就已经形成了北郊上埔、南郊洪厝埔和西郊风扇三处大型瓷场。此外,潮州地理位置优越,达江通海,又是古代中国南北航线的中段港,这为陶瓷的出口打下良好基础。《潮州府志》说:“县境滨海,潮汐入港,支析成川。招收山临河,渡长数十里,南为钱澳、为广澳,北为马耳、为磊口,皆通海。磊口,海洋之门也。其外为牛田洋,澄、揭之水皆汇于此,有海门所,为扼要处。”那时候的韩江及其支流上一定也是“陶舍重重倚岸开,帆影日日蔽江来”。

20世纪中期,泰国出土了属于唐代潮州窑产的“青釉碗”。与此同时,在潮州笔架山窑的考古发掘中,人们发现了一些深目高鼻的洋人造像瓷和短腿垂耳的哈巴狗瓷像,这些瓷器以白瓷为主,属于北宋时期。唐宋之际,正是海上丝路勃兴之时,笔架山窑的文物无疑属于海外订货。到了明代,临近汕头港的枫溪镇瓷业迅猛发展,成为当时各州府县镇官方用瓷的重要来源。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的《西厢陶工碑》记载说:“西厢下社民以造陶营生,凡上司府县各衙家伙并春秋二祭军务考校等项瓷器一概答应。”

 不同,潮州陶瓷业逆势上扬,成为近代中国陶瓷业发展中的奇葩。清代中后期,尤其是1860年《天津条约》签订后,汕头成为通商口岸,为潮州打开一扇对外的大窗户,一时间水陆运输极为便利的枫溪镇一跃成为潮州大宗瓷器的产地。文献记载说:“该区人民业此者,约占十之七八,全潮人民,日常用具之瓷器,多采办该厂出品,其余大部分倾销南洋。”到了民国时期,潮州陶瓷业继续发展,所产瓷器“除销行当地外,运销出口尤多,计之广东南路一带,闽、浙、京、沪各地,又至香港、暹罗、安南、南洋群岛等处”。

尽管时代变迁,瓷器也从“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世界瓷器产地和市场也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潮州的陶瓷产业却在坚守与创新中屹立不倒。除了日用陶瓷、艺术陶瓷、卫浴陶瓷年产销量分别占全国的25%、25%和40%,出口量分别占全国的30%、40%和55%,均居全国首位之外;潮州新兴的电子陶瓷基片、光通信用陶瓷等的年产销量与出口量分别占全球份额的30%和35%,稳居世界第一位。

从颐陶轩潮州窑博物馆出来,沿北太平路向北走三五分钟就是东西走向的上水门街。这一路房屋错落有致,高楼大厦为数不多。上水门街五号有一座叫“梨园公所”的古色古香宅院,公所坐北朝南,面阔三间,为斗拱抬梁式木结构建筑。室内青石雕梁,原木为柱为栏为门为窗,天井、中庭、后包等自然分布于纵深三进院落之中,显得疏朗有致,古韵盎然。这里原是潮州著名的戏院,是潮汕地区各种戏班和潮音艺人集会之所,现在辟为茶社,专营正宗的岭南名茶凤凰单丛。无论是鸟鸣风清的清晨,还是华灯初上的傍晚,前来饮茶的人都络绎不绝。三五好友,斗室品茶,运筹帷幄之内,决胜千里之外,正是潮州人尤其是很多潮商的重要生活方式。

提起潮商,可谓无人不知。在今天的东南亚经济版图中,这个华人群体的实力不可小觑。以长江实业李嘉诚、正大实业谢国民、盘古银行陈有汉为代表的当代潮商总财富估值高达800多亿美元。无论是泰国、马来西亚还是印度尼西亚、柬埔寨,潮商都牢牢掌握着所在国的经济与金融命脉,成为影响上述国家发展和进步的重要力量。美国知名传记作家斯特林·西格雷夫在其《龙行天下》一书中评价潮商说:“潮州人在文化上十分独特。他们操纵着地球上最有钱、最强大的地下网络,是世界上最早的跨国公司之一,组织严密且向心力强。”

追溯潮商的历史,我们就不得不再次提及潮州的区位优势。清代学者蓝鼎元在其《潮州海防图说》说:“潮州东南都是海,东接福建漳州,西连惠州广州。春夏之交,南风盛发,潮商扬帆北上可以到宁波上海乃至天津北京。秋冬以后,北风劲烈,顺流南下,则能到海南三亚、越南河内以及泰国、菲律宾、日本等地。”可惜明清两朝实行“海禁”,潮州优势长期无法发挥。

至清乾隆年间,朝廷网开一面,准许商民前往暹罗(泰国)采购大米。得天时地利的潮州人迅速发展出一支远洋船队。船队以“翘首高弦,备大桅樯三具”的红漆大帆船为主,往往结队而行,浩浩荡荡行驶在南洋之上。除了采购大米,也兼购南洋的象牙、珠宝、犀牛角、肉桂、胡椒、暹绸等物产;输出南洋的当然包括潮州的陶瓷、刺绣、雕刻、菜籽等,还有从北方转运而来的人参、鹿茸、丝绸、茶叶等。宋元之后沉寂了三四百年的海上丝路,在潮商的努力下终于又繁荣了起来。

除了饮茶,潮州地区还有登高和放风筝的习俗。秋高气爽的日子里,潮州人登笔架山远眺抒怀,于平旷之处放飞“风禽”。与其他省区一样,潮州也有着漫长的农业历史;但潮州人在登高与风筝放飞中看到了更远的地方,摸索到了借风而飞的技巧,进而勇敢地跨洋而出,挣脱了土地贫瘠有限的羁绊,在辽阔的海洋上寻找出新的生存空间。对奋勇前行的潮商,还是明代潮州诗人林春彦总结得好:“万里扬帆海上舟,伴云沃日信安流。雁声不过沧溟去,知道南天最尽头。”

作者:刘小方
      来源:《百科知识》2019年第02期